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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宇晨。
张天一。
郭列。
一直以来，“脑残”似乎成了90后的标签。
然而，在今年的互联网创业潮中，一些90后创业者却说：I don’t care，他们甚至都不需要被理解。
他们信奉：“技术宅”、“向巨头挑战”、“自黑”却不怕“黑”，他们觉得“致青春”太土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单纯的东西。
他们对70后、80后的集体回忆“不感冒”。
不论是“硕粉哥”张天一、“脸萌”掌门郭列，还是北大海归孙宇晨，他们在诠释90后的“理想主义”：创业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是对理想的追求，对细节的不在乎。
文、图／本报记者杜安娜 实习生刘璇 付勤云 张文昌 孙宇晨 从北大到沃顿商学院到创业 戴着Google眼镜的孙宇晨“觉得自己这样很酷”。
甚至对“装逼范儿”的“炮轰”，也毫不在意地说：“Don’t care”（我不在乎）。
1990年出生的他是锐波科技的创始人兼CEO，美国Ripple Labs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他说自己的“野心”是想构建一个新的价值网络。
回国创业新支付系统 广州日报：你回国创建锐波公司，主要做什么？ 孙宇晨：Ripple labs设计了一个Ripple协议，试图让不同货币自由、免费、零延时地汇兑，创造了一个价值网络支持的去中心化的支付体系。
比如，现在国际电汇大概要2到3个工作日，手续费高。
而用比特币可能一个小时，但在锐波网络大概3到5秒。
我们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套协议在中国本土化。
广州日报：如果能推行，国际小额汇款能在网上完成么？ 孙宇晨：我希望是这样，但需要银行配合。
从“三本生”到沃顿商学院 广州日报：你一路走来都是佼佼者？ 孙宇晨：其实我以前学习成绩很差，在惠州读书，读到高二成绩都很差，在三本左右徘徊。
高三用了一年时间，从300多分，上升到650分，翻了一倍。
高二时，我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也是靠那个获得北大的20分加分。
我觉得长期生活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个人的自尊心被压抑了。
很多人都觉得你不行，弱爆了。
虽然我得了新概念一等奖，但高考作文分数还是很低（笑）。
广州日报：大学之后呢？ 孙宇晨：后来我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又转系到历史系。
在北大期间发生两件事：我选北大学生会主席，因为我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比如“直选”，后来就被叫停。
第二件事就是，北大推行“会商制”，把每个学生进行等级，分批进行“治疗”。
我当时就批评了这个事，上了《亚洲周刊》的封面。
广州日报：大学毕业之后做了什么？ 孙宇晨：2011年，我大四毕业后，去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我的导师是沃顿商学院研究中国公司最有名的教授Marshall Meyer。
柳传志都是他的学生。
从美国回来后，在中金实习，然后去美国工作，后来我就带着ripple回国了。
其间，我投资了比特币、特斯拉等。
90后的标签是“无情” 广州日报：你觉得90后的标签是什么？ 孙宇晨：我觉得90后是比较无情的。
比如说70后、80后遇到一个产品不好，不会去找老板提意见，勉为其难用一下。
就像张天一说他的父母非常不容易，早晨5点就起来做煎饼果子。
但绝大多数90后会觉得：滚你丫的，做这么烂，走。
根本不会给你面子，是完全残酷的市场经济淘汰法则。
广州日报：你们怎么看张天一卖米粉？ 孙宇晨：几年前当时有校友去卖猪肉了，被人笑话。
但现在张天一卖米粉，就没有人在意了，甚至成为一种标杆性行为。
大家观念变化很大。
郭列 给大公司打工只是被分配任务 郭列是穿着一身黑色T恤，夹趾拖鞋，刘海长得差点要盖过眼睛的消瘦男孩。
说起话来，略低着头，声音温柔。
他是一周内新增用户2000万，最多一天新增500万用户，App排行曾经第一的“脸萌”的掌门人。
他的公司目前已确定数千万A轮融资，9名90后团队创造了估值过亿。
从“学渣”到“挑战杯”总决赛 广州日报：谈一谈你的成功？ 郭列：不复杂，学习不太好。
高中叛逆期，我喜欢古惑仔，觉得很酷，当时也很脑残。
不是特别听话，还打过两次架，第二次较严重，人家报警，自己也满18岁了，班主任在操场哭。
我想，打架我都没哭，班主任哭什么，我很感动，也很自责。
当时有想过要不要辍学，但班主任说很看好我，家里人也没怪我。
我非常感动，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班主任和家长。
后来，我给自己定目标，希望为他们考一个好大学，不是为我自己。
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晚上12点半睡觉，把手机一关，整整一年，我从一个学渣慢慢逆袭。
广州日报：顺利考上大学后呢？ 郭列：很迷茫。
我曾给班里同学写邮件，说不打算做本专业，上课看不到我不要太想我，现在想起来挺傻。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做“挑战杯”创业赛的学长，他的经历，吸引我去尝试创业比赛。
我从一个人开始，到处贴传单、找人，整整一年。
当时目标是希望从100多所学校中，走到全国总决赛。
一年后，我们成功地闯入了全国总决赛，在上海被其他学校PK掉了。
这个旅程让我觉得创业很好玩，跟团队在一起很开心。
创业瘦得让父母感觉像吸毒 广州日报：你还在腾讯工作过一段时间，为什么辞职了？ 郭列：当时，我对进到腾讯的憧憬是，应该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拿着麦克风跟大家介绍我的产品。
但腾讯有2万人，你只是其中之一。
你有很多东西要学，更多的事是大家分配给你的，这就会有点问题。
广州日报：自己创业是不是比给人打工更有快感？ 郭列：其实，做完“说说”，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开始过苦日子了。
之前在腾讯，几百个同事，大家天天玩得很High，有很多活动、兴趣组、聚会。
创业后，一个人在家里，像一个傻子，一起床走到客厅，整个房间只有你一个人，有时候变成有点儿像精神分裂，会自言自语。
另外，创业时发现钱不够用，要省着用，花6.5元吃两顿。
去年创业一年，从120斤瘦到了100斤。
其间，还要顶着父母的压力。
本来找到工作，爸妈很开心。
出来创业后，他们会很担心，有时候回去穿得破破烂烂的，也很瘦，他们感觉我像在外面吸毒。
广州日报：脸萌不可能永远是第一，现在玩的人也越来越少？ 郭列：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使命，完成后不需要对它有过高的预期。
其实它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包括我们现在连自己玩脸萌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觉得它已经不能让我们兴奋了，我们希望做让我们兴奋或者更好玩儿的一些事情，我们把整个创业当做一个过程，无论它成功或者失败，我们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和一群人做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张天一 北大硕士也可卖米粉 一个北大法学硕士，卖米粉卖得风生水起。
在90后CEO中，湖南常德米粉创始人张天一算是少有在传统领域闯荡的。
他说：“卖米粉千万别拿互联网说事。
”“90后”、“伏牛堂CEO”、“北大硕士卖米粉”这三个标签让初出茅庐的创业家张天一一时间赚足了眼球。
都搞金融谁来做实业 广州日报：6年法律专业为什么会去创业卖米粉？ 张天一：读法律专业只是一个偶然，继续读研更多的考虑是拿文凭。
硕士学的是金融法，同学大多去投行工作。
我在找工作过程中产生了两点困惑，大家都去搞金融了，谁来做实业？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困惑，大家都想去从事那好工作，但是有大批工作没有人愿意去做。
大家都想去好地方，但结果却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到了这个好地方，更可能是堵在路上。
这些困惑，加上身处异乡对家乡米粉的怀念，让我转行去餐饮行业。
广州日报：现在你是怎么理解创业的？ 张天一：如果让我自己写新闻标题，我就写“创业就是一种修行”、“身价一个亿就出家”。
其实对我而言，创业不是信仰，不是目的，而是一个过程。
像褚时健、柳传志这些人，这么高龄了还在工作，我相信不是为了财富，我个人信佛，我更愿说创业是一种修行。
互联网提供创业机会 广州日报：你说卖米粉不要拿互联网思维说事，但互联网真的就没有影响你吗？ 张天一：我们90后，本就处于互联网时代，这是我们的本能，由本能而上升到思维层次，我觉得很搞笑。
互联网代表了连接方式的改变，它改变了餐厅的辐射半径。
也就是因为互联网，伏牛堂能打破传统餐饮行业地段的限制，在“一流商圈，十流位置”兴盛营业，甚至可以吸引外地湖南人开1～2个小时的车专程跑到我们店里吃米粉。
互联网对90后最大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四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坚持做自己的机会。
在传统时代，四个小孩什么都没有，还敢叫板现实，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点我感谢互联网。
广州日报：餐饮是一个传统产业，伏牛堂未来会采用怎样的新模式经营？ 张天一：未来伏牛堂有可能是一个大数据企业，在明确知道顾客群是湖南人，我们会选择去挖掘一些湖南人的数据，制造一些湖南人需要的消费场景。
说不定有可能未来吃米粉是免费的，而是通过消费场景去赚钱。
例如我们的制服，以后说不定我们的店一半是米粉店，一半是服装店，也许有可能，也许不可能，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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