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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加罗尔华人创业者在准备年终派对 欢迎关注“创事记”的微信订阅号:sinachuangshiji 文/胡剑龙 来源:剑龙出印度记(ID:seeindia) 接受老东家《南方周末》的邀请,在新年特刊上发了这篇稿子,写的是我的朋友和校友万洪。
2015年底,他在班加罗尔创立消费贷企业KrazyBee,如今已成长为行业翘楚。
这不仅仅是他的故事,也是一个共同体的故事,更有一个时代的影子。
这篇2000字的稿子,其实也是对我2017年的交代。
祝福朋友们。
印度班加罗尔和美国纽约代表两种不同的喧嚣。
2017年12月21日,接通万洪微信时,我端坐在班加罗尔甘地路上的Barton广场,汽车喇叭声一刻不停,我被一个巨大的噪声气旋围住。
这一天,他在纽约,身后是中国在线信贷企业生产出的财富喧嚣。
在趣店、和信贷、拍拍贷、信而富、融360之后,分期乐母公司乐信即将上市。
“陪分期乐的兄弟们看看,感受下。
” 除了“与有荣焉”的参与感,更有万洪的自我期许。
私底下,和班加罗尔华人圈的朋相处时,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目标——把印度版分期乐KrazyBee送到纳斯达克。
KrazyBee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全球化道路上的新景观。
如今,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五花八门的“中国制造”,还有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逃离”深圳 派驻班加罗尔华为研究院五年后,2015年底,万洪被华为调回深圳总部。
两个月后,他决定离职,回到班加罗尔。
张鹏曾在康佳印度工作五年,“走在(深圳)大街上,就自然地咧开嘴笑”。
他说,每次回深圳,这里的秩序感都让他很舒畅,但在印度却是奢侈品。
而奉调回国,对在海外打拼的华为员工,同样意味着幸运。
班加罗尔穆斯林家庭的一场满月酒 班加罗尔号称印度硅谷,即便在交通效率普遍不高的印度,班加罗尔也以“堵城“著称。
Hosur路贯城而过,两侧都是些驰名世界的企业。
但是,在早高峰,10公里的路程,常常需要耗费两小时。
揣着干出一个印度版“分期乐”的梦想,万洪回到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
华为印度研究院曾在这里办公。
“当时就在研究分期乐,想着去验证这种中国模式在印度有没有可能性。
”万洪说。
他在深圳罗湖口岸边的公寓里琢磨时,结识了楼下的邻居,一位分期乐的员工。
他把万洪介绍给分期乐的高管。
后来在班加罗尔成立的KrazyBee,其种子资金就来自分期乐。
“为什么他们会投你?” “其实,我们不是印度第一家,印度已经有人开干了。
我们晚了四五个月。
” 还好,万洪赶上了印度互联网金融的风口。
2015年正是印度的互金元年。
如今被风险投资家追捧的企业,比如Bankbazzr、Incred、Capital Float等,都在2015年成立。
华为基因 KrazyBee的初心,也来自他在华为印度研究所工作时遭受的“挫折”。
那时,他负责华为手机在印度高校的销售。
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块难啃的骨头。
目前,印度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购买力非常有限,大部分印度学生的月支出,少于5000卢比(约合500人民币),这意味着,不吃不喝,也要两三个月才能买部手机。
万洪到印度银行,询问能否给学生提供消费贷款,银行反问他,“你怎么能相信学生呢?” 在印度大学遭受的“挫折”,也并非没有回报。
首先,他对印度大学生的“痛点”了然如心;其次,他在印度的高校建立了强大的资源网络。
在成立近两年后,Krazybee的员工数已过百人,他们还管理着两千多名分布于全印的兼职学生。
而位于班加罗尔东北部whitefield区的华为研究所,可谓万洪的另一所印度母校。
万洪出生于江西景德镇,2005年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同系校友包括小米创始人雷军。
雷军一向对武大校友关照有加,KrazyBee最近一轮的800万美金融资,悉数来自小米。
印度土豪送给笔者的一盆腌辣椒 华为是万洪的第一份工作。
2010年,他被派到印度研究院。
在华为系统,印度研究院享有盛名。
在海外,除印度外,华为还在墨西哥、罗马尼亚设立研究院。
其中,印度研究院共有三千多名印度员工,规模最大。
万洪在这里工作了6年。
他的一位前同事评价万洪,“在我们这里,他也挺有个性的,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坚持,推着印度人往前。
“ 华为印度研究院的中国员工一百多人,篮球场、KTV、中国食堂等,一应俱全。
加上所在的whitefield区距离市中心较远,大部分华为工程师与当地社会接触甚少。
万洪是这些“理工男”里的另类。
“因为我英语比较好,经常有印度企业或者什么官员来参观,都是我去接待。
”他由此接触到大量印度人。
而华为作为最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它积累的全球化管理经验,也惠及到从华为走出去的创业者。
万洪感叹,“印度研究院真是把印度人用到了极致,两千多名员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全球各地给客户提供技术服务。
” Chinda组合 在印度华人创业圈,万洪和其CEO印度人Madhusudan的Chinda组合,着实让人“眼红”。
Madhusudan和万洪共事六年,双方的家庭成员,他们都很熟悉。
大部分中国创业者,来印度不到三年,找到“靠谱”的印度管理者,成为创业路上最大的障碍。
“一天两次喝茶的时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去就是一个小时,你说怎么搞?” “不让喝茶,有的员工就不干了。
” “经常请假。
刚有人说家里结婚,请假一个星期。
还没上班几天,又说什么家里叔叔死了,又要请十几天。
” 印度员工的“奇葩”表现,成为中国创业者聚会时的谈资。
“你让中国人去管理印度人,他(印度人)不搞死你呢?”他反问,“只能让印度人去管理印度人。
”这也是他从华为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
“中国人的作用,就是制定计划和战略,并和印度合伙人达成一致,然后,让他去执行。
” 显然,这得益于他和印度人长期相处的经验。
“印度人和中国人,某种程度很相似的。
改变生活的欲望也很强烈。
”他解释。
他观察到,“尤其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他们以前因为种姓低,社会阶层固化,没有机会。
过去二十多年,信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印度很多低种姓人得以改变命运。
” 这让万洪相信,印度受目标驱使,是可能的。
在印度,KrazyBee的Chinda模式成为中国创业者效仿的对象。
而在资本市场,中国投资者们也正在挖掘互联网出海的中国创业者们,以上海的大观资本为例,他们投资的创业公司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南非、印尼等。
在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每个月都会有新的中国创业者在此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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