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词典网 创业知识学习分享
2008年8月8日夜里，万人瞩目之时，他升入高空，环场一周，点燃火炬。
那是李宁和李宁公司共同的高光时刻。
随后，却是一路跌宕。
李宁不得不强迫自己成为一个代理CEO，落入繁杂的事物之中。
时代巨变，追求自由的冠军归去来。
他也没有豁免权。
2018年7月28日， 55岁的李宁先生起了个大早赶到鸟巢。
他需要在台上做3分钟的讲话，台下是一群5岁的小足球运动员。
这是他周末繁忙行程中的一个。
时间匆匆，他来不及多做停留。
一晃十年已过。
眼前巨大的场馆空空荡荡。
比起白天，他更熟悉鸟巢的夜。
十年前，他曾每天在这里训练到天明。
直到2008年8月8日夜里，万人瞩目之时，他升入高空，环场一周，点燃火炬。
那是李宁和李宁公司共同的高光时刻。
随后，却是一路跌宕，李宁不得不强迫自己成为一个代理CEO，落入繁杂的事务之中。
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奥运“点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隐喻李宁被国家赋予的高光时刻，也隐喻落下之后，才是他和他的企业，把脚放到真实大地上的日子。
财经作家吴晓波这样总结奥运后的这十年：“希腊神话般的‘诸神诞生’不再出现，遍地英雄皆凡人，商业回归到世俗的本意，体制突破的戏剧性下降，模式创新、资本驱动和法治规范成为商业运营的主轴。
在某种意义上，感性突变的‘艺术时代’结束了，诸神黄昏，理性的‘科学时代’降临。
”时代巨变，追求自由的冠军归去来。
他也没有豁免权。
救火2014年11月中旬，香港九龙旺角亚皆老街朗豪坊大楼45层，视野开阔，窗外是平静的维多利亚港，但无人有心情远眺。
会议室内，正紧急召开董事会。
这一天，51岁的李宁公司董事长李宁，在离开具体管理职位16年后，再次被推到前台——眼下正是公司的危急时刻。
李宁公司已连亏3年，亏掉了31个亿。
李宁面容平静，但股东们的心情不太好。
公司元老们早就坐不住了，纷纷跑到李宁家里，劝他出山做CEO。
这些年来，创始人李宁对这家公司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一位离职员工对《人物》举了个例子：2011年他曾为李宁安排过一次采访，地点就在北京通州李宁公司总部的董事长办公室，结果李宁进去了想开灯，却弄不清楚哪个开关控制哪个灯。
“可见他非常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待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面对劝说，李宁岿然不动。
他闲散惯了，还是想找职业经理人，挑了两三个，最终相中一个西班牙裔的候选人，要价一年一个亿。
双方已经达成意向，马上准备签约。
李宁觉得钱是一回事，此人也确实有能力。
公司股东、董事、上下员工，都不同意。
元老张向都苦苦相劝：“老板，你不是光对你一个家庭负责，你现在要对几十万人负责。
这位西班牙人，首先有语言沟通成本，你说一句，给他翻一句，而且翻得不一定准，这是最大障碍啊。
”十几年来，李宁和自己创立的这家公司刻意保持距离，他不相信个人的力量，却笃信职业经理人制度，从1998年开始放手，他先后聘用了三任CEO。
2012年，他引入私募企业TPG的合伙人金珍君，这位哈佛毕业的美籍韩裔经理人，通晓三国语言，当时刚带领达芙妮走出泥潭。
李宁把危机中的公司托付给他和他的团队。
两年，金珍君没有上演奇迹。
伏笔早已埋下。
金珍君入主不久，就被元老直接在会上炮轰：‘什么你都懂，你都明白，你把这些人都开了得了呗，就你一个人做决策呗。
你请那么多O(指CMO、CFO等高管)干什么，就你一个人说话啊?’另一位元老对这个外籍团队的总结是：“他们的态度就偏离，他们的方法更是错误，所以两年内没有遏制住李宁公司的下滑，反而加速了下滑，坡行变成了陡行。
他对公司不了解，请来的全都是英国人、台湾人、美籍华人、美籍韩人，这对公司的文化形成一种严重的扭曲。
”日积月累生长出来的不信任感，往往会在公司文化深处裂出缝隙。
这时候需要的是一个有强大黏合力量的人。
在危急时刻，如果公司的创始人都不出来，还有谁能救公司?李宁只好硬着头皮，接了。
吉祥物即使已经回归公司3年半了，李宁脸上仍有一种疏离感。
7月18日，是李宁公司与代言人、美国NBA球星德怀恩·韦德续约的日子。
《人物》记者在发布会现场看到，照相机停止拍摄的时刻，站在台上的李宁收敛笑容，两只手局促地晃来晃去。
他穿了一款公司今年最热的、找黄牛加价才能买到的‘悟道’球鞋，却搭了一条过长的卡其色长裤，鞋子被遮得严严实实。
副总裁洪玉儒对他这种穿衣风格早已习惯。
2014年李宁回归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洪玉儒帮忙挑的衣服。
“我要他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裤子。
他那裤子，哎哟喂，我说你得这么穿大哥，‘咔咔咔’把他裤腿给挽上了，再把那个鞋绳拽下来。
”多年来，李宁都被公司上下视作一个吉祥物式的存在。
对于员工来说，他更像遥远而模糊的精神象征。
他出现的形式包括园区内‘李宁交叉’的雕塑、年会舞台上那个遥远的身影，和每个新年一封加油鼓劲的员工内部信。
李宁出现的次数之少，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一位设计师面试实习生，两个人出门时遇见李宁，设计师认为是大喜之事：‘你运气非常好，你看前面是谁?可能注定你要在这家公司工作了。
’20年前，李宁就开始与公司的日常管理脱离。
1998年，李宁到北大上学，把公司交给CEO，自己只做董事长。
2004年公司在港股上市，他更是把家搬到香港，陪伴一对子女在那里上学。
他的放手是相当彻底的：只参加一年四次的董事会，每两个月和CEO见一次面，但极少在管理会议上出现。
他任命了公司第一任CEO陈义红，但陈离开时，继任者张志勇是陈自己选的。
CEO以下的管理层，李宁更不干涉。
在公司遇有重大决策时，李宁会出现，但他不一定拿主意。
最著名的故事是，2010年夏天，公司决策层决定换标。
他们要放弃那个打上李宁深深烙印的L型logo，换一个更锋利、时尚的——这是后来饱受诟病的决定。
但出席了提案会的李宁并不显露喜恶，只推说腰痛复发，问他们：‘我能不能不选?’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宁带队到四川赈灾。
当地许多经销商找到他，抱怨当时公司管理层的决策。
李宁和他们是当年创业打天下时积累下来的交情，曾经互相成就，但即便如此，这些抱怨他也只是听听，几乎不会去和公司高层反馈或建议。
他曾这么解释自己作为董事长的作用：‘结不结婚不是我决定，而是我参与拍板决定;而后具体跟谁结婚，怎么结婚，那就是志勇(CEO)他们的事情了。
’他不是那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创始人。
7月23日，他再次向《人物》重申了他的观点：‘我并不想做一个CEO，我是想做一个企业的投资人，或者创业者。
’他打了一个比喻，2014年回归之前，公司对他来说可能有两米高，但其他的事情，可能也有一米九。
比如读书对他很重要，他对知识有近似收集的渴求。
1998年他跑到北大法学院读本科，在学校里包了一间房，踏踏实实住下来。
法学教授何兵对他印象好：‘十几年前，李宁在北大法学院读书，听我讲民事诉讼法。
他是个认真的学生，每课必到，远远地坐在后面的角落，是个低调的人。
’读着法律，他还选修了经济学双学位，又去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还读了历史系的研究生。
当时的北大学生曾在期末考试前，在熬夜复习的牛肉面馆里遇到他，听到他跟同学说：‘这道题肯定考。
’他对体育比赛始终很有兴趣。
作为曾经的体操国家队队长，他从1990年便开始赞助体操、跳水、乒乓等几支国家队，每逢这些队伍有重大国际比赛时，他常常亲临现场，与队员教练们在一起。
李宁回归公司后，他的一位前员工去丹麦出差，正赶上李宁公司赞助的运动队在当地比赛。
大使馆的人说，李宁会来看比赛，这位前员工马上给他发短信，李宁回复他，公司太忙了，这次没法来了。
射击队商业化程度不高，不挣钱，但早年许海峰找到他要赞助，他二话没说答应了，让许提要求。
队友李春阳、师弟李小鹏、师妹毕文静，都先后在李宁公司任职。
一直到现在，他的朋友还多是体育圈里的人。
高光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李宁一生始终和体育深度缠绕，他的性格和人生关键时刻都与此相关。
2008年，是他离开赛场之后的人生高光时刻。
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之夜，在苦练一月、瘦了10斤之后，45岁的李宁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被威亚吊起，在鸟巢上空绕场一周，引燃主火炬。
提起当年那一刻，他更愿意把万众瞩目的荣耀，降到自己为了克服恐高而进行的严苛训练，‘我眼睛始终盯着我的手，把我的世界压缩得很小，我就只做我的动作。
’这个荣耀把18岁的李宁公司推向了最高点。
对手的反应，最能说明此事的强烈程度——李宁刚点完火，北京奥运最大的赞助商阿迪达斯就去国际奥组委、中国奥组委投诉了，当时安踏一位高管还给阿迪达斯的市场总监发去短信：‘你是不是得跳楼了?’更直接的回馈是市场的反应。
2009年，李宁公司实现净利润39.7亿元，同比上涨23.3%，它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首次超越了阿迪达斯。
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世界将变得更加开阔自由。
这段时间里人们做的选择，往往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所在。
透过李宁这时候的选择，能勾勒出一个自由心性的李宁。
也许是2008年的点火者形象让他更坚定了自己在商业之外的选择——国家和责任感又一次击中了他。
奥运后，来找李宁的事情无疑更多了。
一位曾在2008到2011年间为李宁打理公共事务的前员工告诉《人物》，李宁不像其他企业创始人，他并不愿意参加商业性很强的活动。
把什么活动推给他合适，把握分寸是非常难的，但有一点，‘他确实更愿意做一些和国家相关的事情，这时候他会愿意听你安排。
’2008年后，他作为亲善大使，跟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人员出国访问，到过莱索托、孟加拉、柬埔寨，有些地方环境恶劣，出发前要打许多针疫苗。
但李宁非常乐意做，他那是代表中国，所到之处都会有中国大使出面会见，而他向驻在国民众发放的每袋粮食上都有国徽，这些是他在意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李宁参加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活动受访者供图数次与李宁同行的原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新闻官许楠印象很深，李宁探访粮食援助项目时格外专注，他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很感兴趣，言谈间会很想知道联合国其他机构是怎么运作的。
在同行人看来，这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外面很‘闲’，没有什么公司的电话要打，关于生意，一口不谈。
2010年，他做了上海世博会健康大使，开幕之前排主题歌，他也愿意去上两三次。
公司品牌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张向都记得，当时国家体育总局想成立一个运动员基金，用于退役运动员的安排，他们约李宁在国家体育总局边上的天坛饭店见面。
一位局长提出，希望李宁能投200万，李宁想了想说，他投2000万。
局长没听清，问了两遍，没错，就是2000万。
那位曾经为李宁安排公共事务的前员工，是这么理解李宁的：‘他当运动员时，每一场比赛都代表国家，这是一以贯之的教育，在赛场上听到的国歌，眼睛里看到的国旗，身上穿的国徽，经典的红黄配色，全部都是跟国家有关系。
后来虽然在公司，他也觉得只要涉及国家，就应该把它当成责任来看待。
’也因为这一点，体制内官员对李宁认可度颇高。
前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马继龙告诉《人物》：‘李宁对体育的感情，福建那些企业是没有的。
而且体育为国的这种荣耀，不是仅从电视上看到的，他是体会最多的。
’李宁和体制的这种互相认可也给了公司信心，进而让他们做出了更激进的判断。
负责政府事务的张向都认为，政府也对李宁公司非常支持，能给到李宁的，在合法合情的局面下，都会首先给到李宁。
那时的李宁公司，上下情绪一片高涨，他们认为扩张是必要的，也想要一个更国际化、更年轻化、更有活力的公司形象。
2010年公司换了商标，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把新的研发中心开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波特兰。
那是球鞋产业的世界‘圣地’，耐克和阿迪达斯都在那里有设计中心。
这足可见得当时李宁进军国际的野心。
尽管这野心建立在尚未成熟的商业模型之上。
但是很快，命运的馈赠就结束了。
过分的乐观最终需要一个偿还。
2008年后是一个更现实的年代，它结结实实地撞了上来。
受访者供图对手一位体育从业者对2008年后的体育产业繁荣有一个比喻：李宁、安踏、耐克都进了电梯，一个在里边跑步，一个在里边做俯卧撑，一个在里边拿大顶。
别人问他们是怎么上来的，他们说，跑步、做俯卧撑、拿大顶上来的，其实都错了——是电梯把他们拉上来的。
这电梯，指的就是2008奥运刺激下的整个中国体育产业的勃兴。
也正是因为这种蓬勃，体育用品企业都带有一种盲目的热情投入生产。
2010年初，整体供大于求，行业颓势已十分明显。
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经历过几次经济危机，对市场更敏感，很快开始打折，但李宁还在大量生产。
2010年，李宁业绩发生断崖式下跌，净利润暴跌至11.08亿，股价在短短5个月时间内被腰斩。
仅2011年，李宁就关店1821家。
时至今日，李宁公司的高管们已经能客观看待当年的‘试错’。
7月19日，张向都告诉《人物》，他认为这都是公司战略的问题，盲目扩张、投入，最后形成负债，‘都是自己的事’。
尤其是2008年之后，公司因为战略重心从‘体育’转到‘时尚’，因此选择性放弃对中国奥委会战略合作伙伴的争夺。
这后来被许多人认为，是第二任CEO张志勇任内错误的决策之一。
它不仅意味着李宁失去了一个趁胜追击的机会，还意外地养大了对手——当时营业额还不到李宁一半的晋江企业安踏，拿到了战略合作伙伴资格，迅速进入发展快车道。
世界总是充满吊诡。
最看重国家责任的李宁，在2008年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最终导致的却是李宁公司因为这认可放弃了自己本来宽阔的道路。
在亲历者的叙事里，安踏为得到这个机会，用心颇深。
当时负责竞标的安踏副总裁张涛告诉《人物》，为了和体育总局建立关系，他从2008年春天起，就开始天天去总局‘上班’。
他知道要从处级以上领导里边诞生评委，就去敲了几十个处级以上领导的门，给人递一个简历，挨个介绍，‘我来自于安踏，我们是晋江企业，我们生产这个玩意儿。
’他们做标书的团队分为两支，一支明线，一支暗线，‘你不能对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表示信任。
’他们最终用了暗线制作的那份标书，临出发前，张涛接到了安踏创始人丁世忠从总部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投标的数字。
他填好，封好，出了门。
在总局门口，张涛还遇见刚交了标书的张志勇，两个人挥了挥手，没说话。
开标时，李宁的价格在6家企业中居于中游，而安踏则远高出所有对手。
时任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主任的马继龙吓一跳，马上给张涛打电话：‘你们还有机会，后悔还来得及。
别像当年的秦池酒在央视砸钱做广告，广告做完了，企业也垮了。
’他甚至提出可以写个内部条款，‘万一企业不行了，咱把钱退给人家。
’但这是安踏总裁丁世忠最珍视的机会，他砸锅卖铁也不可能放弃。
2008年李宁在鸟巢上空点火时，他就感情复杂地坐在台下。
当时丁的多数家族成员都强烈反对花这么多钱，在会上丁世忠就骂了一句晋江糙话，问他们，有没有比这个资源更好的?要有，他们提供，如果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那摆在眼前的就是机会。
“他像猎犬一样，一直在寻找这个味儿。
”张涛说。
挫折没有就此结束，对李宁公司来说，触动更大的是2013年，安踏以高出他们一倍的价格，拿下了国家体操队的赞助权。
体操队是李宁的“娘家”，当时的舆论认为，安踏已经攻破了李宁的禁地，它不仅是为了商业价值，更是为了打压李宁的士气。
2013年开标当天，李宁、张向都、时任CEO张志勇都在李宁办公室等着。
中午11点，电话打来，告知安踏中标，李宁只说了四个字：恭喜他们。
提到这件事，张向都至今忿忿。
“李宁是一个故事的传承，他是美好的传说。
我去了体操队参加的所有世锦赛和重大赛事，每当李宁到的时候，跟教练们、运动员在一起，能说出很多术语。
而安踏跟体操有什么关系?”当时张向都找到体操中心问：“李宁公司赞助23年，这些情感和帮助你们都不算了吗?李宁个人对体操的支持，你们也都不考量了吗?”时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的马继龙知晓事情的经过，他告诉《人物》，当年体操中心主任向他解释，为什么后来放弃李宁——不是为了钱，也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就是不是因为安踏的钱给高了我们就给它。
也是为了钱，就是说李宁这么多年来在这方面的支持，安踏确实没法比。
安踏有一种狼劲，就是我一旦进来，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满意，让你觉得我比李宁好、比耐克好、比阿迪达斯好。
”没人知道这次对李宁的冲击有多大。
李宁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没有大开大阖的情绪。
他的表达谨慎、克制，说什么话都给对方留有余地。
采访时，他对此事最严重的表达，也不过是，‘有一点难受’，他说他现在不能常去体操队了，为了避嫌。
但李宁的一位同学曾在某个场合听见过他的感慨：“现在做企业不能再靠经验、感觉和关系了，企业要发展，必将会碰到训练有素的职业选手，所以我们也必须很职业。
”个中况味，里面蕴含的人情，商业，潮起潮落，残酷，也许只有李宁才知道这感受有多复杂。
初期创业 受访者供图善良就够了吗体操队未中标的挫折不过是严峻商业现实的一种。
当时虽未回归CEO岗位，但李宁已经看到了风雨欲来的危机。
不是不着急，但似乎又没那么急。
做选择做决定，对李宁来说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
许多员工认为，李宁的气质深深影响了这家公司。
一位离职员工给了老东家很高的评价：李宁有中国民企少有的令人愉悦的氛围，因为李宁本人的善良，公司的气质也是不斤斤计较，是相对宽松与自由的。
这种气质真实可感。
李宁公司在通州的办公中心，园子宽阔，里面种着樱桃树、柿子树、海棠树，四季都有自家的果子端到员工桌前。
园区里还开了职工幼儿园，收费比外面低，员工们可以放心地带着孩子上下班，有上世纪老国企的脉脉温情。
在李宁公司的篮球馆上空，高高地、一丝不苟地挂着国旗。
前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马继龙对李宁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宽厚。
即使是在公司最低谷时，李宁和他谈话，反思前几年的工作，也不会批评前人。
他会承认以前是个烂摊子，但从不说某个人的坏话。
‘你想陈义红，李宁看到他的问题了，没有单刀直入和他谈，而是送他走，把卡帕(李宁公司原有品牌)送给他。
后来张志勇折腾，修改logo，一会儿走时尚，一会儿要走国际，左右摇摆，李宁对他这个事儿都不再提，只是往前看。
’有时候，他的大度甚至让人生气。
2009年是国庆60周年，天安门有花车大游行，奥运冠军们也在车上。
这年已经进入了安踏的赞助周期，他们得穿安踏的衣服，但冠军中也有李宁本人，‘很尴尬’。
马继龙记得，当时李宁公司上下一片反对声，说李宁可以不参加也不能穿安踏。
李宁说，‘没关系啊，穿安踏就穿安踏，我得去啊，我不去怎么跟体育界交代呢?’后来马继龙怕他太为难，给了他一个国徽，盖住了安踏的logo，才算把事情解决。
在李宁公司初创时期，没有遇到过太大的波折或竞争。
他那时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加身，他的多年好友张健记得，在80年代，李宁从洛杉矶奥运会拿回来三金两银一铜，那是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在柳州一个小城市有这么一个奥运冠军回来，轰动得不得了。
他坐吉普车从火车站出来，沿途全是老百姓在路面上夹道欢迎，抢着就要摸他的奖牌。
”1990年李宁公司创业，向公众征集logo，6000份投稿如雪花般寄来。
创业3个月，他便拿下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的赞助权。
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综合运动会。
李宁当时跟组委会说：‘您应该使用国产的、国家的、国内的企业，因为这对国人还是很重要的，对建立我们的自信、融合还是非常重要的。
’组委会也非常乐意接受他的建议，最后国外的竞争者就没有考虑。
亚运会一役，李宁一炮打响，此后连续四届奥运会，他都拿到了中国代表团的赞助权。
90年代的中国体育市场，是一片亟待开垦的荒原，国外的劲敌还没进来，晋江系尚处萌芽之中，整个中国都是李宁的天下。
公司鞋研开发生产中心总经理徐剑光的回忆是，那时李宁的鞋供不应求，工厂的车子拉到仓库都不用卸货，经销商的车直接就搬走了，根本不落地。
但到了北京奥运会前后，行业处境已大不相同。
且不说国际对手耐克、阿迪达斯，就说晋江这些品牌，他们是从上百家同类的企业里杀出来的，性格强势。
比如安踏总裁丁世忠，对细节锱铢必较。
张涛记得，赞助CBA时，丁世忠会盯着电视看安踏广告是怎么露出的。
每隔1分半，广告牌有一次三连翻，‘咔’翻过来，丁世忠就拿着秒表掐，掐这个执行是否到位，执行不到位，他就给他助理打电话了。
赞助中国奥委会也是，丁世忠会拿照相机对着屏幕拍下来，“这个，你看，他为什么没穿(安踏)?”张涛每回到厦门总部开会，董事会一大帮股东就会飙当地脏话，用普通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自己花了钱，还要被别人搞。
”为了增强竞争力，晋江商人都抱团。
安踏丁世忠与九牧王林聪颖、鸿星尔克吴荣光，私交甚笃，生意上也合作。
“比如说采购的时候，哥几个一块采购，采购完回来咱们自己掐。
先把别人干倒，咱再窝里斗，这是闽南企业的特征。
”这是张涛的观察。
但李宁的朋友圈几乎没有商人，也很少有官员，都是体操队的故人，或是早年在健力宝工作时的朋友。
一位与李宁熟悉的离职员工记得，每回他去参加公益活动，喜欢叫上一帮朋友，爬爬山，出出国，这种活动他最喜欢。
“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
他这些年一直在延续这种生活方式，受外界改变的东西很少。
”曾给李宁授课的北大教授王亚非觉得，可能他本身也并不适合做CEO：“李宁个性比较朴实，其实某种意义上并不适合经商，你能想象他去追债的样子吗?”这件在巴黎时装周展出的蓝色夹克复刻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红色领奖服由受访者提供归来李宁的宽厚和疏离似乎需要一个更决然的时刻——真正的死胡同以及别无他法。
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后，天儿还热，马继龙接到张向都电话，约他到公司和李宁聊聊。
马继龙已经许多年没见过李宁了。
走进办公室，他的第一感觉是，李宁年纪不大，已经白发苍苍了。
第二感觉是，他是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来了。
谈话间，李宁表达了对公司2009年错失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的遗憾，那时李宁已经明确，公司的定位要重新回到体育上，他希望能与中国奥委会谋求合作——但已经不可能了，奥委会所有权利都归属唯一的赞助商安踏。
那是马继龙第一次打包做授权，他不能坏了规矩。
与这场会见几乎是同一时间，李宁引入私募集团TPG，其合伙人金珍君出任公司CEO，并携带团队进驻。
2014年底，金珍君辞任。
两年时间，尝试失败。
时隔16年，李宁重新出任公司CEO。
那时公司深陷泥潭，资金链几近断裂，他只能全力以赴。
调整公司架构、清理库存、改良渠道……丁世忠曾在安踏艰难时留下一年走遍400地级市巡店的佳话，如今李宁也不得不事必躬亲。
即使肠胃不好时，他也得和经销商一起喝酒。
他把侄子李麒麟带回了公司。
2014年底，一天的下班路上，李麒麟劝他为了公司开个微博，“咱们既然回来了，就要全力以赴去做。
”他当时没说话，第二天一早，李麒麟发现他已经开始发微博了。
原来李宁是个大家长，李麒麟12岁去英国读书，李宁告诫他，别老给家里打电话。
18岁成年时，李宁一脸严肃地叮嘱：别吸毒，别犯法。
然而现在，李宁也要向年轻人学习了。
他开始注重产品，愿意听十几岁孩子关于篮球鞋的感受，乔布斯也被他挂在了嘴边。
他关于公司治理的理念也在变化。
十几年来，他笃信职业经理人治理公司，把家族成员全部请了出去。
但这次，他不仅对学金融的侄子委以重任，还唤回了一些离职的公司元老回到重要岗位，提拔了老将洪玉儒为副总裁。
时至今日，他不得不否认当年自己坚持的东西，“我也在总结自己过去20多年的发展。
好的一面是我们还是给了职业经理团队很大的空间。
不好的一面，在中国这种巨变的市场中，我们本身技能也不是很强，这个(职业经理人)模式也不是非常成熟。
”一个人在打翻身仗的时候很难享受。
采访期间，《人物》记者也试图找到这3年半来李宁情绪起伏的一些关键时刻，但近20位外围采访对象的答案出奇一致——他们几乎没见过李宁有强烈的悲喜、焦虑，及其他浓烈的情感表达。
公司元老、副总裁洪玉儒觉得，李宁是个特传统、特含蓄的人。
他回忆起2014年底，李宁决定把产品全权交给他负责的那个瞬间——他俩站在李宁办公室门口聊天儿，洪玉儒问，‘你想好了吗?’李宁说，“我想好了。
”洪说，“想好了就干吧。
”就三句话，是他们这代人的情感交流模式。
在所有受访者中，只有李宁的队友、现在的同事李春阳，见过李宁大哭的样子。
那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中国体操男队在团体比赛中以0.1分的差距输给日本队，位列第四，李宁本人也没有拿到奖牌。
比赛结束后，他们6个人在休息室里抱头痛哭，声音之大，走廊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时隔20年，李春阳已经变成了穿着职业装的企业高管。
当时他年纪小，不觉得伤心，只觉得这样的失利简直不可置信。
他还记得李宁当时带着哭腔的自责：“真对不起你们，我伴随中国体操队从1981年开始站上领奖台，从来没离开过。
直到今天，因为我的失败，把你们从领奖台上给拽下来。
”那个时代，举国上下神经紧绷，民族情绪随着竞赛结果大起大落。
回国后，李宁收到过刀片、上吊绳，还被人称作“体操亡子”。
但他们在李宁脸上看不到失落，他很快退役，创办李宁公司，爬了起来。
这样稳定的内心秩序，马继龙认为跟李宁少年时经历竞技体育的摔打有关系，‘他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也有掉到地毯上的时候，他(对成败)的认识是最最深刻的。
’打火的人2018年，10年轮回，走过幽暗低谷，李宁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今年2月、6月，李宁公司在纽约和巴黎各做了一场秀。
面目清冷的外国模特穿着的红黄配色的体操服、田径服、T恤衫上写着大大的“中国李宁”字样，印着李宁当年在吊环、鞍马比赛时的照片。
那时他还是国之青年，丰逸俊朗，替国出征。
当他再次与国家一起出现，似乎一切都对了。
这是60、70、80几代人的奥运回忆，同样符合90一代的符号表达。
纽约时装周一月后，李宁公司升值近30亿港元。
2018年2月纽约时装周后台花絮受访者提供图时机让人慨叹，当年李宁公司想要争取90后，却失去城池。
如今，似乎可以说水到渠成。
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窥见李宁些许柔软的样子。
今年6月，他和老友张健回了趟佛山三水。
那是28年前他事业起步的地方。
他在街边大排档吃饭喝酒，同桌的老友是当年健力宝公司的司机。
当年下了班，他们一块儿听邓丽君、谭咏麟和许冠杰的歌，看周星驰的片子。
2014年他回归时，头衔是代理执行CEO，至今“代理”二字还没有去掉。
他的员工曾多次试图删掉这两个字，被他拒绝。
‘我随时想溜啊。
不是我想逃跑，我就是要逃跑，我没想做这个CEO啊。
’7月23日拍摄《人物》杂志封面时，摄影师问李宁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他疲惫地嘟囔了一声：“喜欢睡觉。
”原来他也是个爱宴客的人。
一位与李宁熟识的公益人士说，经常去他家里吃饭。
认识不认识的都有，一堆人。
他家在郊外，地下一层宽阔，原本是他的书房，后来改成了大家聚餐的地方。
有专门做铁板烧的设备，每回李宁备好食材，请厨师到家里来做，付一些人工费。
他来往的人多，但无外乎是国家体操队的朋友、广西省体操队的朋友，以及和公司、生意毫不沾边儿的人。
广西的队友每次都住他家，宾主尽欢，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现在这样的日子是一种奢侈了，公司的挑战一件接着一件。
刀刃上行走，容不得半点疏忽。
他具备了更多的警醒之心。
去年夏天，邹凯要从国家队退役，犹豫要不要离开体制，投身体育产业。
在李宁的家里，李宁告诉邹凯，现在已经不是他创业时的那个年代了，资本的力量在更多进入这个行业，再靠自己单打独斗，出头太难。
资本时代，体育早已不是体育用品行业的游戏。
7月，正是公司竞标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商务运营权的决胜时期。
过去5年，李宁是CUBA的运营商，篮球是他们最看重的业务。
7月19日上午，《人物》在李宁公司见到负责竞标的张向都，他前一天刚从现场回来，一坐下就开始感叹：‘现在大家对体育资源这种掠夺的感觉，真是孤注一掷。
一个学生联赛，我们去年最后一个赛季，两个比赛加一起才4700万，这次光CUBA一个赛季就有出到7000万的。
我真没想到。
’当天下午，副总裁洪玉儒也提到此事，“太狠了那帮人，他们根本不是按照市场规模来运营。
”7月30日，另一家公司以10亿的价格，拿下了CUBA接下来7年的运营权，这一金额创下了CUBA商务运营权售卖的新纪录。
对李宁和李宁公司来说，这次竞标失败似乎又是一道坎。
要观察李宁对现行规则的适应程度，最直接的办法是翻开公司的营收成绩单。
今年3月在香港的业绩说明会上，李宁宣布了2017年的年度营收：全年毛利41.76亿人民币，2014年这个数字是-7.8亿。
站在台上作报告的李宁，无论是否愿意，现在都是那个创业近30年、中国本土最知名的体育用品公司的实际管理者。
在2008年的高光时刻，媒体曾这样评价他：李宁的身上有着独特的烙印，从他进入健力宝开始，就一步一步离开体制，体验各种人生，最终回归到自由之路。
10年之后，并非如此。
田园将芜，英雄也只能归来。
他知道公司需要一个领路人，“中国的员工都愿意像盲人一样，他们需要人带路。
同时他们像一个蜡烛，需要能把他们点亮。
所以你得有一个人去打火，得有一个人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李宁曾经告诉许楠，当年他在国家队，大赛前夜，他经常去爬长城。
黑暗中沿着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城墙攀登，能增强他的使命感。
现在这对他来说已经太奢侈了。
侄子李麒麟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宁常常在会议与会议的间隙，站在写字台边练字。
时间只有10分钟，他就只想偷走10分钟的宁静与自由。
下一篇:与首富斗，与大佬斗，他一路斗到1300亿，他说人生能有几回搏 下一篇 【方向键 ( → )下一篇】
上一篇:白手起家 用30年把中国历史写在衣服上 上一篇 【方向键 ( ← )上一篇】
快搜
